福克纳被中国先锋作家奉为经典，他像康德那样一生居住在故乡那个“邮票般大小的地方”离群索居，从未出过远门。到了晚年，连这样封闭的地方他还嫌闹，悄悄买下一座农庄隐居。

　　肯尼迪当了总统，一得意要请诺贝尔获奖者吃饭，拿常人来看这是多大的面子，福克纳却拒绝了，他说：就为吃一顿饭让我跑到白宫去啊？太远了，我走不动。

福克纳的言行你可以看成孤傲和清高，那是你的想法，拿福克纳来说这是平常行为，他只关注自己内心感受，远离蝇营狗苟的人群就是为了走进内心，那里是一个比海洋都要浩大的自由王国。

中国历史上出过太多的隐士高人，社会生活的变迁使得智者不能真正遁隐山林，更多的是“大隐隐于市”。

钱钟书和杨绛一辈子过的就是离群索居的生活，白天他们家没有一点声息，家徒四壁空空如也，三个人各自守着一张书桌一只台灯静静地阅读。某年春节，权威人士来拜年，也是人之常情，钱先生拉开门缝，说：谢谢，我很忙。就把门关上了。还有一次学部通知他参加国宴，他说：谢谢，我很忙，我不去。再来人替他说：那就说你生病了？他说：不不，我身体很好，我不去。

这就是大学者大知识分子，不会八面玲珑，也绝不苟合妥协。沈从文最理解钱先生，他们在一个小区住了二十年，竟然只互相串门一两次。春天的时候，湘西送来了新茶和春笋，沈从文拿几包放在钱先生门前台阶上，回来打电话告诉他们开门自己拿。

一次，沈从文和钱钟书去宾馆看一位二十年没见面的老友，老友赴宴去了，等了一小时才回来，原来那是头面人物的宴会，老友兴奋得目中无人，说：他左边坐着红线女，我坐他右边，就三个人，上了一桌子菜———沈从文坐不下去，说：老钱，走？钱钟书说：走。他们从宾馆出来怅怅地一言不发，各自回到孤独的家中。

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最世俗，但她这个人从来都是离群索居，偶尔，会站在阳台上冷冷地打量一眼熙来攘往的人世。1952年，她不顾夏衍的挽留，决绝地离开故乡上海漂泊到海外，再不肯回头，最后死在美国公寓里。如今我们想起她，眼前就会划过一道“美丽、苍凉的手势”，那无望的手势里分明写着八个字：离群索居遗世独立。

穷书生

日本艺术大师秋田雨雀说：我穷得手里只剩下三粒豆子，不知是煮了好还是炒了好。如此清贫对艺术家来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美。

沈从文刚到北京时，稿费很少，连烧饼也吃不上，常常饿肚子，为了多发稿，他甚至用了“休芸芸”这样香喷喷的女性名字来取悦男编辑。郁达夫得知他的窘境，过来请他吃饭，把剩下的钱全给了他，还解下脖子上的围巾送他抵挡风寒。这样的知遇之恩沈从文后来遇到多次，比如胡适，比如巴金。巴金名气很大，老远的来看他，两个人很对胃口，有话就说，没话就沉默，在樱花林里来来回回地走。那是在青岛吧，肚子饿得扁扁的又怕什么？七十年前的青岛人文荟萃，令人神往，饿肚子也是美好的。

西安作家徐剑敏告诉我，陈忠实家在西安郊区灞河乡，没写出《白鹿原》之前，他只是个农民，徐当时在一家搪瓷厂做工，没事时哐当哐当骑一辆老掉牙的自行车出西安城三十里来找他谈文学。当时发表作品很难，连稿费也没有，就给几本稿纸。谈到吃中饭，陈妻借来面粉一边烙饼一边埋怨：你看看俺家有多穷，俺忠实太老实，就晓得夜夜写字，又换不来钱，还费灯油呢。陈家当时全部家当就是两间泥房一张土炕。他们每次喝的酒是陈妻用玉米芯酿的，徐有一次连喝五碗，真的喝醉了，好几天爬不起来，当然走不了，就睡在陈家的土炕上。半夜里冻醒，陈家连条像样的被子也没有，他就坐在炕上，跳蚤不怕冷，咬得他一屁股红包。没过多久，陈忠实来西安送稿，徐剑敏正好发了五块钱，买了两个肉夹饼，递一个给陈忠实，两人当街吃起来。陈忠实咬了两口，又把肉夹饼包好，徐问他：你咋不吃咧？陈忠实支吾了半天，才吞吞吐吐：想带回家给俺老婆吃。徐心往下一沉，道：你吃，我还有两块钱，再买一个。

湖畔诗人汪静之当年在杭州读书，家里没钱寄给他，老吃不饱饭，有人介绍他认识了胡适，他把诗拿给胡适看。胡适正在搞新文化运动，一目十行就大声叫好，到处联系帮他出版诗集。汪静之嘴里谈着诗，肚子饿得咕咕叫，没办法，他也不管对面这人是什么文化泰斗学术泰山，开口就问他借钱。胡适也不小气，立马满足他。胡适回京后，小汪同学以为大师好说话，就借钱借上了瘾，三天两头向胡适开借，十块八块的一共借了一百多。不知是瞒着江冬秀，还是实在太爱才，胡老师照借不误，最后《惠的风》出版，轰动文坛，可稿费才一百五十元，还胡适还不够。我估计胡老师最终没要他还，他发现了一代诗才，他太高兴了，他哪在乎哪几个小钱？

书生大多很穷，富得流油的那是老地主。穷得没有任何欲望，只剩下清洁的思想和文字，穷得心如止水又不动声色，那其实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在我眼里，那样的人其实是最富有的人，此话跟某大款的话惊人地相似：他妈的，老子穷得只剩下钱了。我希望作家也能挺起肚子这样说：他妈的，老子穷得只剩下文化了——这话要是说出来多过瘾，太牛了。